2025年，作家毕淑敏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昆仑约定》面世。小说以磅礴的昆仑山为叙事背景，讲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戍边战士在极端环境中守卫边防、淬炼生命的故事。
毕淑敏以半个世纪前自己的昆仑戍边经历为底色，在真实与虚构交融中书写人性的光芒。青春岁月里昆仑山的雪粒，落在七旬作家的稿纸上成了文字，传递出感动与启迪读者的力量。
这是作家对一座山的承诺，更是文学对一种信仰的丈量。
毕淑敏接受记者采访。栾吟之 摄
接受这本书的厚度
上观新闻：《昆仑约定》这部您人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在您心中扎根多年，是什么让它在今年破土而出？
毕淑敏：这部小说写的是我年轻时的那段岁月，我和战友们用年轻的生命结成一座钢铁长城，在昆仑山上守卫祖国的边疆。我就想，今生今世要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个想法像颗种子一样一直埋在我心里。
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写，是怕自己写得不够好，没办法把那些强烈的震撼表达清楚。而且，我很喜欢一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因此，我特别希望这部小说在我晚年完成，这样客观上能让我说更多真话、写出更多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算是我的一个执念。岁月不饶人啊，我已经70岁了，那就开始吧！
上观新闻：“刚写完最后一句，还未来得及松口气，便觉周身极度不适”，可想而知您的创作过程是多么呕心沥血。
毕淑敏：写这部长篇，我于2022年初动笔，11月完成初稿，一共写了70多万字，整个过程可谓“肝胆欲碎地咀嚼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在蛛丝马迹中踯躅前行”。可以说，这次创作让我体会到了“呕心沥血”不只是一个形容词。
我身体很好，当兵的时候是最高等级的身体素质，所以才把我分到西藏去。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没住过医院，但写完小说初稿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是边接受治疗边反复修改的。我一共住了四次医院，去了三次急诊，甚至还报了病重。不过，当时我心里真的不害怕，因为我的《昆仑约定》初稿已经完成了。
上观新闻：这使我们联想到作家梁晓声的一段心理独白：《人世间》的初稿已完成，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最后要做的那件事，大体上已经做完了，是“对得起此生”的感觉。
毕淑敏：潜伏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一朝实现后，我有同样的感触。
上观新闻：接下来的反复修改主要是为什么？
毕淑敏：这本书出版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印了个白皮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会上专家们表扬和鼓励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他们的意见中一致的一条是，这书太厚了，可否适当删减？
我虚心接受，在最后一遍修改时谨记鲁迅的话：“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就这样，又竭力删了几万字。但仍有近70万字、700多页。我跟编辑说，我觉得专家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要是我看到这么厚一本书，心里也想，这得咬着牙才能看完吧？可我删不动了，大概只能这个样子了。
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担当，在一个碎片化阅读和短视频流行的时代，接受了这本书的厚度。毕竟，这样一个遥远而厚重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当下被快节奏裹挟的人们还有没有兴致沉下心来阅读。
真实与虚构交融
上观新闻：事实已经证明，许多读者也接受了这个遥远故事的厚度。
毕淑敏：关于《昆仑约定》我听到最多的读者反馈就是，他们看完哭得稀里哗啦的。前一阵，北京刮大风，一个传媒大学的学生跟我说，她本来觉得这样的故事离她很遥远，但她就在大风天中通宵把它看完了，泪流满面。我在想，这本书之所以能感动一些人，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那些故事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故事中的勇敢与坚守、爱情和牺牲能够穿越时间的风云，感动今天的人。
上观新闻：这部小说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您如何在真实经历与艺术加工中寻找一种平衡？
毕淑敏：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都会有自己的影子。严格地说起来，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情节，完全与作家自己脱钩的，我认为几乎不存在。哪怕他写的是动物的故事，写的是历史的故事，写的是科幻的故事，其实都是这个作家心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他自身的一些经历，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写作必然来自生活，但不是生活的“摄影式临摹”，而是要经过艺术加工。
《昆仑约定》里，有我自己经历的一段历史，也有很多我的战友的故事。1969年，我还不到17岁，响应号召离开了北京，开始了11年的军旅生涯。我和其他4名女生一起到了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阿里，成为阿里高原骑兵部队的卫生员。
到了阿里，我们仿佛到了另外的星球，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到处是高寒的雪山，空气稀薄，杳无人烟。作为一名战地卫生员，我拯救过生命，也目睹过死亡。战友牺牲了，我们为他们整理遗容，成为他们的送行人……
付剑锋为《昆仑约定》创作的油画
上观新闻：读者能从故事中“认出”您和您的战友吗？
毕淑敏：不能。很多年后，我在北师大读心理学课程，有位心理学教授讲的一段话对我启示很大。她说，作为心理医生你会听到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在某个层面上来说，并不仅仅属于那个人，也不仅仅属于你这个心理医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它们是人类思想的共同财富。因为这些故事里有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如果大家都把这些东西藏起来的话，是一种损失。但是，以文字的形式分享这些故事时，我们有责任将它变形。这个变形的原则就是，不能让读过这些故事的人，在人群中识别出他是谁。
同样，鲁迅先生所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样的操作方法，对我有直接的启发。所以，这部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是照搬生活中的原型，但又有许多来自生活的真实故事和细节。比如，男主人公作战参谋景自连是虚构的人物，而他牺牲后，女主人公高原诊所女兵班班长郭换金整理他遗体的部分，则来自我的亲身经历；比如，当时战前战士们都会留下遗书，大多简明扼要，而在小说中依叶雨露和麦青青的性格，此举会与众不同，故将她们的遗书写成了书中的样子。
上观新闻：在真实与虚构的交融中，闪耀着的是人性光芒。
毕淑敏：就像写心理治疗的案例，我会隐去那些真实的姓名，但那些故事与救赎则可以成为人类认识自己的镜子。我写书中的故事也一样，无论虚构的人物，还是真实的死亡，都是为了让人性与情感能够更深地共振。
毕淑敏曾在昆仑山当兵
上观新闻：景自连的牺牲，是许多读者的意难平。
毕淑敏：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要把他写死？其实我也很不想让他死，可是我知道当年我们在昆仑山上守卫边防，真的是有许多年轻生命直面牺牲的现实。而我的一个任务就是整理战友的遗体，以至于现在我们那位老领导都八九十岁了，有一次他还跟我说：“我得向你道个歉啊。”我说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他不应该把那样的工作分配给我们这些女娃娃，但当时真的情况紧迫，他也没有别人可以派遣了。我说您不必向我道歉，那就是形势使然嘛。我们也是战士，战士就要勇敢向前。
上观新闻：好在，牺牲并非终点。那些未寄出的信、未兑现的承诺，都会在活着的人心里长成一个叫作“纪念”的生命。
毕淑敏：是的，写下戍边战士们经历过的生死考验，是我对昆仑的约定。就像我在自序中写的：“在雪域高原野外露营时，战士们绝不脱下征衣，不顾死亡威胁，随时准备一跃而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投入战斗……我把记忆汇总成述说。那些字句氤氲凛冽雪气，激励我向前。”战士征衣下的胸襟里有个人情愫，更有军人责任。这种精神，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而文学若不能承载这样的精神，便只是纸上的墨痕。
文学的“精神原乡”
上观新闻：那段与艰辛、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岁月，半个世纪之后化作文字时，您的创作宗旨是什么？
毕淑敏：在这个故事里，我想讲述的就是边防军人的奉献精神，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边防军人日常生活的艰苦卓绝，比如缺氧、严寒，还有各种各样的高原病和意外。第二个层面，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士兵不仅忍受着异乎寻常的艰苦，还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第三个层面，是至高无上的，那就是他们还可能流血和牺牲。边防是要有人守的。那些尚未立界碑的地方，就用血肉之躯标定。
上观新闻：“新的一天，从缺氧开始。”书中如此平静的一句，却霎时击中读者的心。它道出了高原的日常，那日常如此艰苦。
毕淑敏：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境遇，而我有幸在那里工作过、坚守过，也让我知道了很多人的故事那么可歌可泣。我想用这本书，将我的戍边经历与更多人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不是理所应当的，是因为有人在坚守与奉献，在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之苦。
上观新闻：1987年，您已回到北京一个卫生所工作，发表了处女作《昆仑殇》，引起文坛关注。这部小说以阿里高原的军旅生活为背景，讲述了部队军事拉练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是那段峥嵘岁月的呼唤，让行医的您拿起了笔？
毕淑敏：是这样的。1980年，我从边防部队转业回北京，4年后成为一家工厂卫生所的所长，处于一个平静的生活状态。但西藏的生活在我心中一直都挥之不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这样与众不同的生活。医生这个职业跟文学创作好像完全不搭界，但我很想做这件事情。于是，1986年，我拿起笔来，根据那段经历写出了《昆仑殇》。
上观新闻：昆仑岁月，成为您文学的“精神原乡”。
毕淑敏：我刚开始动笔的时候，身边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先生说，文学的小路上挤了很多人，四周又是悬崖绝壁，我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困难重重。但我说，人多人少跟我有啥关系？我喜欢写作，喜欢在西藏的日子，我和战友们的青春留在了高原的冰峰雪岭之间。这段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想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终于写完了《昆仑殇》，我数了数，有5万多字。我还挺佩服自己的，写了这么多字。
那时，我在文学界“举目无亲”，不知道把稿子投到哪里去，就随手在信封上抄下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地址，让我先生帮我送到家附近的邮局寄出去。没想到，那天他过了好长时间才回家。我挺纳闷，怎么这么慢？他回家后告诉我，他怕邮寄不保险，就骑车先到西单，四处打听具体地址，最后直接把稿子送到了编辑部。我说，何必这么麻烦？他说，因为他知道我是怎么点灯熬油苦苦写出来的，希望我的辛苦不要白费。
几天后，我收到编辑来信，说被内容震撼，让我速去编辑部面谈。就这样，我的第一部作品《昆仑殇》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四期《昆仑》上。
上观新闻：它还获得了第四届昆仑文学奖，这是一个很高的创作起点。
毕淑敏：当时我连“这是很高的起点”也没有理解到。但我至今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我的责任编辑海波，他们对社会上的来稿如此一视同仁、不拘一格。
其实，见面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编辑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稿子。我当然没有，但当时我突然觉得说没有是不是显得自己好像很偶然地在干这么一件事？我就说还有。编辑立即说，那请拿来，我们再看看。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我再抄一遍，过些日子拿来。
回家后，我急忙又埋头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也是5万多字。那篇小说《送你一条红地毯》，发表在同年第五期《昆仑》上。
2014年再版的《昆仑殇》
这就是昆仑山啊
上观新闻：从行医到写作的转型过程中，您的文字能力是如何练就的？
毕淑敏：首先，文学创作是特别包容的，它没有什么固定要求，你一定要写成怎样。其次，医生也是需要不断用文字表达的，医生对病人的观察与记录、对病程变化的记录都是书写的过程。比如，我看到过林巧稚表扬她一个学生写的病例，其中有一句写道“产妇额头上有豆大的汗珠”，她认为这个就很好，清楚地表明了产妇当时的状态。我才知道原来病例也可以很细致地去描写，后来我的病例就这样写，还常常受到表扬。
记得当时和编辑见面的时候，他们觉得《昆仑殇》的行文不像出自女性，作者大致有十年的写作经验。而我告诉他们说，我过去写的都是病历，写得最长最详尽的是死亡报告。
上观新闻：在散文《为了雪山的庄严》中您写道：“这就是昆仑山啊。我们民族最伟大的峰峦。不管文化古籍里怎样考证，说传说中的昆仑山是现如今的什么什么山，我总认为它不是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个象征。”从《昆仑殇》到《昆仑约定》，昆仑山在您的文字里既是地理坐标，也是精神图腾。
毕淑敏：是的。对我来说，最原始的冲动和写作的初心都发源于无比辽阔、悲怆的高原，我的写作历程自《昆仑殇》开始，《昆仑约定》虽不会是我整个写作的结束，但我的昆仑系列基本上已完成。我总算完成了对一座山脉、对许多活着和死去的战友的承诺。
人的一生，很短暂又很漫长，会遇到很多艰难的时刻。但是，只要坚持精神的重振，坚持精神的出发，就可以挺过去。我想，这座山给予了我无限的精神力量。
上观新闻：时隔那么久，您对昆仑岁月的回望和昆仑主题的创作，是不是有些东西变化了、有些感悟不同了？
毕淑敏：是有变化与不同，但我觉得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为什么过去了那么多年，那些细节、那种当年的感受依然那么鲜活，好像刚刚经历过不久？可能是因为我那么多年来不停地在复习这些。它们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没有远离。
悲悯情怀与追问
上观新闻：您有三重身份——作家、主治医师、心理咨询师，这些不同身份带来的不同经历如何在您的创作中交融？
毕淑敏：处女作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边当医生边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渐渐感觉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几经考虑，我脱下了白大褂，开始专心创作。
46岁，我去北师大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3年的坚持与努力后，我拿到学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室。我想，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我们要思考怎样拥有一颗强韧的心去迎接层出不穷的挑战。
人们常常会说我有多重身份，职业经历上有过跳跃式的转身。但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三个职业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研究的都是人。医生研究的是人，文学也被称为“人学”。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灵，探索人的生命状态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将这些探索用打动人心的语言表达出来，除了专业技术，还需要对人生的悲悯情怀。在我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这些职业经历是相得益彰的。
上观新闻：您的作品多与自己的职业角色有关，您将自己的经历与感悟凝聚成了文字，追问生命价值和社会问题。例如，《红处方》《拯救乳房》是对生命的敬畏与思考，《血玲珑》《预约死亡》探讨亲情在面对生死时的特殊意义，《女心理师》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毕淑敏：写作源于生活，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深刻的体悟是我创作的基础。确实，我经历的生活和作为心理咨询师所获得的资源，最终都成了我文学创作的富矿。与此同时，假如写作无法触及灵魂、深入生命本质，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很难在这条寂寞的道路上长久坚持下去的。对于我来说，对社会问题与生命价值的追问是写作的一个内在驱动力。
上观新闻：王蒙先生称您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不仅是因为您的职业身份，更是因为您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生命关怀。
毕淑敏：生命独一无二且重要。人一出生，就向着生命的终点挺进。这不可改变，也不应回避。重要的是，在没有抵达终点之前，我们要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丰富多彩，尽力使自己的人生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幸福和美好。
【毕淑敏简介】
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宁。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注册心理咨询师。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生命关怀，多次获得文学奖。
原标题：《毕淑敏：晚年才写下这部小说，肝胆欲碎地咀嚼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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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黄玮 栾吟之